我是在新中国70年的前进脚步中成长的。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我上了小学。高中二年级时父亲早逝。40岁的寡母拉扯我们兄弟三人,家庭顿陷困境。是国家助学金使我完成了5年大学的学业。这是党的恩情、共和国的恩情。
1967年我大学毕业,1970年初分配到内蒙古平庄矿务局元宝山煤矿工作。近50年来,在煤炭行业这所大学校中,我看到了矿工们流汗奋斗的奉献,也目睹了矿工流血牺牲的种种让人揪心的场面。矿工的不易与伟大、煤炭事业的艰难与光荣就是铭刻在我心灵上的一个烙印。煤矿使我受到了教育,得到了历练,铸就了历久弥坚的煤炭情结。为了报答矿工,贡献于煤炭事业,我选定一条特殊的回馈煤炭行业与矿工的门径,这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和自己的历史知识,搜集整理煤炭资料,逐步编写出中国煤矿史,为煤炭工业树碑,为矿工立传。这是我的初心,也是自己应予担当的责任与使命。
1981年,煤炭工业部部长高扬文倡导和决定编写中国煤炭史。他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产煤大国,像煤炭这样历史悠久且工作苦但贡献大的行业,没有一部专门史书是不行的,这不利于树立干煤炭的光荣感,也不利于提升发展煤炭工业的凝聚力、自信心。当年8月份,他到平庄矿务局考察露天煤矿建设。我作为局里的接待人员,与他自然就有了接触。当时的情况如他所写的那样:“1981年我出差到内蒙古平庄矿务局,遇到吴晓煜同志。他在大学是学历史的,又是一个热心研究煤炭历史的人,凭着自己的勤奋,搜集一些煤炭历史资料,并陆续以短文发表在矿区小报上。我和他谈起编写煤炭史的问题,一谈就合,相约共同努力,完成这个不曾被人注意、做起来又很困难的工作。”这位全行业的统帅对我这个基层小人物的鼓励与提掖,使我感到责任重大,增强了信心。
很快,部里来函把我借调进京,任中国煤炭史编委会委员和《古代煤炭史》编写组负责人。这份开拓性的工作,我和另外两位同志咬牙干了两年多,不是蹲在北京图书馆古籍部,就是到各矿区搜集资料。1983年编写出《中国古代煤炭开发史》,1984年出版发行。中国从此有了煤炭史专著,填补了空白。
此后调到煤炭部政策研究室工作。我继续搜集史料,坚持业余进行煤矿史研究。十几年中先后发表了二三百篇煤史文章和几篇论文,出版了《煤史钩沉》《中国古代咏煤诗》《矿业史事杂俎》《中国煤炭碑刻》《中国煤炭史志资料钩沉》《名人与煤炭》等煤炭历史著作。
2004年我退休后担任煤炭史志工作委员会主任,在尽力推动煤炭行业写史修志的同时,于2011年出版了《中国煤矿史读本(古代部分)》《煤矿民间传说与风俗》。
2012年,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主动担当牵头煤炭二轮修志的责任。成立了文献工作委员会和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编委会。聘任我为文献委副主任、编委会副主任和总纂。当时我68岁,体力下降,工作难度很大。但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,是煤炭行业的召唤,作为党员必须无条件完成任务。这是责任、也是使命。于是我和同志们难中求进,全身心地投入到煤炭史志事业中来。在协会的有力领导和部署下,在会长王显政、党委书记梁嘉琨及分管副会长的关心支持下,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,调集人员(3人),募集经费(我自己也有捐赠),制定工作方案,下发文件,很快煤炭行业二轮修志工作全面铺开了。这期间召开了三次200人以上的大会,二次研讨会、三次座谈会,制定了规章制度与修志规范,开办了“煤炭史志网”,编印《煤炭史志简讯》,印发了《修志指要》等大量修志培训资料,开展各类宣传与培训活动。修志工作成为煤炭工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经过五年多行业上下的共同努力,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煤炭工业志书体系,包括省级煤炭志、专业煤炭志、煤炭企事业单位志三个系列。煤炭行业修志硕果累累,编纂了各类史志著作近800部。充分展示了中国煤炭工业独特而浩大的文化成果,传播了煤炭智慧、煤炭经验、煤炭精神。这是煤炭工业重要的文化资产,是价值无限的文化宝藏,是推动煤炭工业不断前进的软实力与正能量。
在2018年,设立了煤炭史志馆,使辛苦搜集到的3000多册煤炭史志著作纳入馆藏、永久保存,传之后世。同时组织编纂《中国煤炭史志著作总目提要》。2019年5月13日,在北京召开了煤炭工业二轮修志工作总结会。表彰了先进个人与集体,举行了《中国煤炭工业志》首发式和“煤炭工业史志馆”揭牌仪式。在会议的热烈掌声中,我和大家一样感到欣慰。
正是党旗的指引、煤炭行业的熏陶、矿工的哺育,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,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工作。我常常觉得自己为祖国、为煤炭行业、为矿工做的还不够。我认为,人退休了,党员的义务与责任不能推卸;年龄大了,对自己的要求不能降低;史志工作虽然枯燥繁琐,但为煤炭工业、为矿工写史修志,树碑立传的使命、初衷不能变。
我拟了一副楹联以自勉自励:
自励自省,执着守望,莫道净寂非胜境;
亦勤亦慎,求近追远,须知修史是善业。
我在歌曲《新时代修志人》的歌词中写道:
“不忘初心铸国魂”“牢记使命齐发奋”
“直笔著青史,血汗化雄文”“书卷立丰碑,佳志传古今”。